哲人永逝念遗风——悼念梅光迪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梅铁山)
作者:梅铁山 | 来源:梅氏网 | 时间:2018-10-10 10:30:46 | 收藏

哲人永逝念遗风——悼念梅光迪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梅铁山)

哲人永逝念遗风

——悼念梅光迪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光阴如水,岁序更替,又是一个甲子轮回。当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时代在呼唤社会的和谐,精神的回归,“国学热”又重新在中华大地兴起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维护阐释中华传统文化而毕生奋斗的宣城第一个留学生、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梅光迪先生。

六十年前,就在中国西南偏僻的山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里,这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贫病交加,怀着对祖国文化的深深眷念与壮志难酬的遗憾,撇下孤苦无助的妻儿,撒手西去了,年仅五十五岁。

哲人永逝,长歌当哭。正如他的学生评述的:“先生气度汪洋如千顷波,实因他是一个忠实的孔子信徒,继承孔子所说‘居天下之广居’的精神。他不愿仅作一个穷则独善其身的教授,更希望达者兼利天下,但因他富于理想主义,不肯随声附和,所以无缘施展他的抱负,竟以教学终其身。”

就中西方文化的造诣而言,梅光迪先生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屈指可数的。他六岁就随其父攻读四书五经,十四岁中秀才(童子试),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他在美国专攻西洋文学,学习、任教先后达二十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顾立雅先生评价说:“他学问的渊博实令人惊异。我知道他对中国文学创见很多,即就对西方了解而论,中国人能胜过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写作既达且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无逊色。”甚至,连他的“文学革命”之争的老对手胡适先生也坦诚地说:“文章无对手,只怕宣城梅。”

然而,也正是由于梅光迪先生对东西方文化都能洞见其玄奥,详悉其源流,再加上他一直崇向为人应具有嶙峋的气节,不逢迎献媚,更不屑做一个随俗沉浮的乡愿,因此他才会在对旧思想、旧文化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啸声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并身体力行创办《学衡》,意在通过阐释孔子学术思想的精义,挽救传统文化的危亡,因而被视为“顽固”、“复古”而遭口诛笔伐,成了一个逆时势而搏击的悲剧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上的一次启蒙运动,也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正如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因此,勿庸讳言,如果从对旧文化的批判方面看,运动中难免有全盘否定,走向极端的地方。例如,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就有不少人提出过要予以废除。就连鲁迅先生也曾认为,汉字是“愚民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结果只有自己死。”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根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及历朝历代专制社会“为我所用”的诠释,体系宠杂,盘根错节,良莠莫辨。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而旧中国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相当一部分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固有传统失去了信心,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对中国文化不屑一顾。有的甚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能阅读中文报刊和古代典籍。在忧郁之余,梅光迪先生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孔子比较,站在更高的角度发现了孔学的现代价值。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孔子之学无所不有,程朱仅得修己一面,于政治、伦理各方面,似多误会。故自宋以后,民生国计日益凋敝,社会无生气,书生无用,实程朱之学陷之也”。“迪近日稍读哲学之书,以孔子与他人较,益信孔子之伟大,以为此老实古今中外第一人。……孔教误会与流弊,至今已极矣,复兴孔教,需善读善解之人耶。……善读善解,尤须善行。不然,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方兴之外教,有血气之男子不为也。”梅光迪先生认为:“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汉宋儒士伪造三纲五常之说以助专制之虐,而孔孟伦理政治学说中,反对专制者皆不敢道一字,结果是种种程朱之邪说莫不以判圣以归。”

梅光迪先生对汉宋儒学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先秦孔孟儒学的真义、精义,把扭曲的儒学发展史更正过来,在再现孔孟儒学真谛的学术活动中,向世界显示孔孟儒学的现代价值,在国家危亡中坚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从思想文化领域完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即在不割断传统,挖掘传统真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能有所自立。

梅光迪先生提出的“复兴孔教”与国内封建遗老遗少顽固守旧派及政客、军阀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不是从维护专制社会的思想基础,而是从学术的立场上,提倡对孔子及后儒学说“善读善解”,即认真地研读,深化对孔学本质意义的理解,以孔子学术精义为基础,“善读善行”,即从“仁智勇”方面去躬身实践,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重塑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梅光迪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履行着自己新人文主义的理想。他一生好学深思,进德修业,摒弃浮华,涵蓄内功,展现了一个新儒学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为现代学子树立了一根道德标杆。他经常说,真正的学者应具有嶙峋的气节,并引澹台灭明为例,子游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这种对“廉”的解释,他不仅津津乐道,而且躬而行之。顾立雅先生曾说:“照流俗人的看法,假使先生稍能表曝他的固有伟大可爱的风度,其成就当不止如此。过分的隐藏,有时难免成了一种错,然‘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如先生缺乏对一切伪善之鄙视与憎恨的勇气,那么便不成其为梅先生,同时,我觉得宇宙也太空虚了。”

梅光迪为人不偏不苟,不爱钱,不慕誉,不轻易动笔,不急着出版,他刊登于国内外各杂志上的学术文章,大多在抗战时期散失,其未完成的书稿也于杭州失陷时被焚,故生平落落,著作不多,然其品格,操守却被学生、友人称颂与敬仰。当时,赴美交换教授及政府人员多有携带玉器、刺绣变卖以赚取美金的,其夫人李今英女士因生活负担重,曾含笑提及此事,梅光迪怒不可遏,说:“让全世界有一人非为金钱而来美。”每当政府代表来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对国情、国学一无所知者,他就非常地愤慨而痛心。在哈佛大学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讲授东方文学,为美造就了一批汉学家与熟知东方文化的学者。

梅光迪在美就学工作期间,无时不挂念自己的祖国。一九三六年,日寇占领东北后,虎视华北,国内局势危如累卵,为了报效国家,他归心如箭,谢绝了学生、友人的苦苦挽留,抛弃了熟悉而安全、舒适的国外生活,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教。抗战开始,国土沦陷,战火纷飞,浙大多次迁徙,他妻儿曾暂居香港,时友人邀其留港任事,他以不能“背弃职务”为由,毅然回绝。他与全校师生同甘共苦,辗转万里,潜心教学,矢志不移。山河破碎,黎民遭难,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梅光迪先生的心亦在滴血。他忧国事、忧学校、忧师生、妻儿,每当同事中有少一粥一饭者,儿女停学者,有学生衣食不全者,因营养不足,生病休学者,他无不倾其力所助,痛心不已。他平生爱食豆腐,每当举筷将食时,就说:“吾校学生每日不能得一方豆腐之营养”,继而郁郁戚然,并多次赴重庆向教育部陈述。战时,教师工薪菲薄,学校为缓解教工燃眉之急的奖助金,他绝不肯申请,时时与夫人说:“汝我均做事,虽困苦,不至于最苦,我申请若得,无助者又增一人矣。”一九四四年,日军逼近贵州,人心大乱,此时,他已身患重病,然而他却只催促妻儿去重庆,自己仍留遵义,恪守教职,不忍弃校先行。即使,在病危住院时,他在梦中仍以学生学业、浙大发展、国家和平为念,口中喃喃不息,这种忧国忧民之心,令医生、护士都感叹不已。

梅光迪先生待人真率、坦诚,毫无矫饰,遇事直言。主持正义,实有儒者气象。他并无辩才,不善辞令,但有一种直觉的机智,言谈微中,约简隽永,一针见血,发人深省。有时他认为义不可屈的时候,便一怒而不可遏,连老朋友也如此,但怒气以后,便烟消雾散,不计旧恶,不存芥蒂之心。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说:“吾辈处事,在开诚布公,以君子待人,绝不弄机巧,理智感情兼而用之。世之身当共冲者,辄欲以小智小术胜人,其失败也固宜”。王伯沅先生赠他的“迪生守狷洁,美玉自无瑕”。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常引为知己之言。

现代著名学者贺昌群教授是这样评价梅光迪先生的:“他是继文化学术一线之传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具有顶天立地的人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哲学之精微,文学之才艺,史学之识力,聚集于一身,而成人性之最高发展。他不求名,而名自归之;不求名,所以能欣赏自己,虽处忧患,有其自得之乐。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退音’可为高士的风格。他给与社会的,不是有形的功利实惠,而是精神道德的影响,是想象的交流。因其有德而无位,故荣华江壑,甘足枯槁。”

梅光迪先生维护中华传统文化,阐释孔子的新人文主义理想,除和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外,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在东南大学(创办西洋文学系并任主任)浙江大学(任文学院长兼外文系主任)付出最大。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的文学。他与吴宓老师素来提倡比较文学,如吴宓老师在清华开有中西诗之比较一课。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在浙江大学时期,梅光迪先生经校长竺可桢的同意,仍继续发扬学衡精神。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至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与此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文学。

从梅光迪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召示国人,传诸西方,他曾蓄志着手同时以中英文,系统地撰述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容有评述东汉末年党锢史实的《洛下风裁》;评述魏晋清谈状况的《正史遗音》;阐明自唐以来文学源流的《韩文公评述》;反映北宋文化及士大夫生活的《欧阳公评述》;描写清乾嘉极盛时代之景的《袁随园评述》;对中国文化最后作总的阐述,并予以颂扬的《曾文公评述》,以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节与隐逸进行评述的《中国两大传统》等。据其夫人在其《哭迪生》一文所诉,翻阅其遗稿,他的著作按年月编目,已排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其自身性格,及时局等诸多客观原因,梅光迪先生身心交瘁,力不从心,最后以心肾衰竭而长逝,宏伟抱负最终未能实现,不能不令后来人喟然长叹。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从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眼光看,梅光迪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生失败者。他的一生不仅不能施其才华,展其抱负,即使其生前为维护中华文化,阐释孔子儒学的诸多言论及君子之风也鲜为人知了,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政治风云诡谲多变,朝云暮雨,它可以掩盖文化的光芒,甚至可以一时割断文化,扭曲文化,但只要这个民族不消亡,它的文化之脉就会超越时代,源源不断地向前延伸,不管有怎样的艰难险阻。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并最终走向伟大的复兴,就是因为根植于起自远古,跨越时空,终古而常新,百打而不倒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抛开历史与政治的偏见,梅光迪先生维护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不应该忘记的。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的理念,学习他的道德风范,对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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